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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鉴赏问题(上)  

2015-12-17 15:10:47|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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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顾名思义,是鉴定和欣赏。鉴定,是辨别并确定事物的真伪或优劣。欣赏,是享受美好事物,领略其中的趣味。文学鉴赏就是辨别确定文学作品的真伪或优劣并领略其中趣味的活动。应该说,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进行过文学鉴赏。叶圣陶在《文艺作品的鉴赏》一文中用过一个十分浅显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有一首民歌,流行的区域大概很广,在一百年前已经有人记录在笔记中间了,产生的时间当然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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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

唱着这个歌,即使并无离别之感的人,也会感到在同样的月光之下,人心欢乐哀愁不一致。如果是独居家中的妇人,孤栖在外的男子感动当然更深。回想同居的欢乐,更见离别的难堪,虽然头顶上不一定有弯弯的月儿,总不免籁籁地掉下泪来。这些人的感动,也可以说是从文艺鉴赏而来的。”

再回想我们唱的儿歌,现在流行的歌曲,如《小芳》等,不管什么人,他们之所以喜欢唱,就是进行了文学鉴赏。

“可见文艺鉴赏是谁都有份的。”(叶圣陶语。同上)只是由于各人的阅历不同、学识水平不同,鉴赏的结果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者与文学作品关系上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鉴赏不应该只是一个专业术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很自信地去进行文学鉴赏工作。

但是,毕竟由于各人的阅历和水平的不同造成了文学鉴赏结果的高下差异。高水平的文学鉴赏,我们称之为文学评论;低水平的文学鉴赏,只能是一孔之见的感受而已。中学语文教师的文学鉴赏,虽不能直接呼之为文学评论,起码不应当只是不成熟的一孔之见甚至是偏见。所以,我们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鉴赏问题。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鉴赏,既要用文学评论家的要求来衡量,又要能适合中学生的阅历和知识水平;既不能完全要求符合文学评论的规则,又不能因为适应中学生而使文学评论低俗化。正因为这样,现代语文教学论把文学鉴赏归在最高语文能力层级内,它是一个在教学中比较难于把握“度”的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一节 文学鉴赏的意义和特点概说

虽然文学鉴赏是谁都有份的事,但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读了一首诗,听了一篇散文朗诵,就说“美极了”,或者使用了别的什么形容词语。这种只会说形容词语的现象,是不能称之为文学鉴赏的。这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应当竭力避免的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鉴赏,读者不仅仅是由于被动地感动而说出一些形容词之类,更重要的是能够主动地说出“为什么”并且不断地追寻原因。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知音》)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只有到达了“披文以情”的要求,才算得上有了鉴赏的意味。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鉴赏,在读者主动追寻的前提下,一要对作品中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感受能力,并且能够通过作品的言词,领会它所表达的情思;二要读者自己的感情也能有所触动,得到一定的情感上的满足和审美的享受。这既是文学鉴赏家所做的事,也是中学语文教师所要力求达到的要求。

一、文学鉴赏的涵义

文学鉴赏,是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或称为“心理活动”)。它同阅读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等理论著作的精神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文学作品的鉴赏过程中,读者面对的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的逻辑结论,他的思想感情往往要随着形象的展开而波动起伏;同时,读者又必要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来理解或者解释作品中的形象,丰富和充实作品里的形象的内涵。所以,文学鉴赏说得简单点,就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体验、欣赏和鉴别,它明显地带有艺术再创造的性质。鲁迅说:“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学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需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相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心目中的林黛玉。”(《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30 页)“清瘦”“寂寞”这一形象感受,当然来自小说《红楼梦》对林黛玉形象的刻画,而“剪头发”“穿印度绸衫”等,则是出于读者从自己的实际生活情况出发的想象与创造。所谓“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哈莫雷特”,也是这个道理。总之,在文学鉴赏活动中,读者不是消极地、刻板地接受,而是以作品提供的形象为依据,通过自己的形象思维的积极展开,进行艺术形象的再创造,从而获得审美的享受和满足。

二、文学鉴赏的特点

文学鉴赏的特点很多,这里我们摘取几个有关的内容,简要地谈一谈。

(一)心理活动的综合性

从心理学角度看,心理活动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表象、联想、想象、情感、意志、思维等等。可以说,在人类的意识活动中,只有文艺创作和鉴赏最能调动一切心理因素,并使之积极活动,成为奇特的综合性心理活动。因此,面对被作家心灵化了的文学作品,我们要在形象的感觉知觉的基础上,调动自己的表象和印象的积累,去进行想象、联想、夸张乃至虚构。具体的个别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还必然会激发我们去体验各种复杂的感情,萌发出不同的行动意志。这是一种所有心理因素都参与其中的综合性心理活动。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相融合,感情与理性、具体与抽象、形象与思想相交织,它所达到的心理活动的综合性程度为其它事物所不可比拟。

中国古人论文,总是从鉴赏的角度去论证文学作品的妙处。然而,由于没有认识到心理活动的综合性而往往陷于神秘色彩。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文学的妙处似乎是不在言词上留下迹象的神秘之物,“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又如“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唯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读诗“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用审美感受的经验性描述代替了理论概括,从而造成神秘。其实,这些表面上看似神秘的现象正是文学鉴赏心理综合性的表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曾对这种综合性心理活动作过生动的描述。香菱在读诗、做诗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她说:“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心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林黛玉听后评论说,香菱对诗算是“有了些意思”。随后,林黛玉要香菱把她的体会加以具体说明,香菱就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看他《塞上》(按:此即王维的《使至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似的。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按:此即王维《送邢桂州》一首)“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按:此即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一首)这“余”字合上“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青碧连天。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显然,这是香菱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综合运用感觉、知觉、表象、记忆、联想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后才品味出来的意境。因为诗句所描绘出来的是一种意境,而诗人描绘的又是一种意境,两种意境相联系便构成了形象的直觉,要将这种直觉说出来不容易,所以香菱说“诗的好处,有说不出来的意思”。思维是形象的,结论是抽象的,所以才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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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鉴赏中,不仅心理活动是综合的,感觉也是综合的、相通的。叶燮曾分析过杜甫的《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中的“晨钟云外湿”一句,他说:“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只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见云,不见钟,故言云外。然此诗为雨湿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钟为雨湿,则钟在云内,不应云外也。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耶?不目见耶?不意揣耶?”仅仅五个字的一句诗,不仅有听觉、视觉、触觉,还有意念的揣摩。可见艺术感觉是多种感受综合作用的结果。修辞上常说的“通感”就是这种艺术感觉的很好表述。中学课本里有许多例子就是通感。如:

①东城渐觉风光好,毂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宋祁《玉楼春》)

 “闹”字写春天绚丽景色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红杏灿烂开放,是视觉才能感受到的色彩,在诗人笔下,它仿佛发出一片喧腾的闹声,用听觉感受描绘视觉感受。

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唐·孟浩然《春晓》)

诗人听到“夜来风雨声”,眼前即刻浮现出落花狼籍的景象,用视觉感受来表现听觉感受。

③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韶》乐之美是听觉感受,但孔子却产生了“三月不知肉味”味觉感受,用味觉感受来表现听觉感受。

④▲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朱自清《荷塘月色》)

“光与影”的和谐交织,是视觉形象;但作者感受到的却是“梵呵玲上奏着的名曲”,是听觉形象。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盹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花的“清香”是嗅觉感受,但作者却用歌声来描绘。这是听觉与嗅觉的沟通。

⑤▲鲁达……扑的只一拳,正打鼻子上,……却便是似开了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

▲(鲁达)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水浒·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鼻子上“滚出来”的应当是视觉感受,但表现为酸、辣、咸等味觉感受;一拳打过去,是视觉感受,但作者却写成了“罄儿、钹儿、铙儿一齐响”的听觉感受。这些都是视觉与味觉的沟通。

通感现象的存在,既丰富了文学创作手法,增加了文学的意蕴,也使文学鉴赏的心理活动更加丰富活跃而且精彩。

文学鉴赏主要是读者对具体作品的一种感受、体验,同时又不能排除文学鉴赏是一种包含着理性认识的形象思维活动。人们对于事物的感受、体验,有的属于感性认识,有的则是在理性认识指导下产生的更深刻的感觉(也即直觉)。文学鉴赏中的感受、体验,主要属于理性认识指导下的更深刻的感觉,它是通过形象思维在理性认识制约下对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深切体验和感受。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诗人三次听琵琶女的演奏所得到的不同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这个道理。

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

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

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忘归客不发。

这是诗人第一次听到琵琶女演奏的声音,虽然立即被优美的琴声所吸引,但感受显然还相当肤浅。紧接着移船相近,邀请琵琶女作专门表演,在“嘈嘈切切”的琴声中,诗人的感受深化了,不免为之而“叹息”。可是,因为还不了解琵琶女被人玩弄,为人遗弃的悲哀,所以感动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只有当琵琶女自叙少小的欢乐、老大的漂沦以后,诗人才有了更加深刻更加真切的感受:

我闻琵琶已叹息,

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

今夜闻君琵琶语,

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

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

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

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

从“忘归”,到“叹息”,再到“青衫湿”,诗人对琵琶演奏的曲调的感受和体会不仅随理解的加深而越来越强烈和深入;并且他还情不自禁地把自己“谪居卧病”的遭遇,融入到乐曲鉴赏之中,通过形象的再创造,获得自己独特的鉴赏体验。

由此可见,当读者对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停留在片断的、分散的、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时,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也不可能有什么深切的感受。只有当读者通过复杂的综合性心理活动,把那些片断的、分散的、表面的印象集中起来,再造出形象时,他才能对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形象有比较全面深刻的感受,从而达到理解与感受的有机统一。

(二)把握对象的整体性

文学作品是整体的,鉴赏效果的产生有赖于整体形象的把握。不着眼于整体而只是着眼于局部的鉴赏不是真正的鉴赏。从整体着眼鉴赏是文学鉴赏的通理。

比如鉴赏《背影》,正如叶圣陶所说,如果“只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按:如到南京、被耽搁、上火车等等之类),那就等于白读”。 只有通读全文将这些零碎的事情联系起来,才能明白全文的用意,整体上得到人生的启迪(父亲深爱儿子、儿子理解父亲的父子深情)和美的享受。

鉴赏《荷塘月色》也是如此。

然而整体又是由局部构成的。文学鉴赏活动本身既有一下子直觉到整体的情况,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经过由局部到全局的过程。

第一、这个局部只要能作为艺术品整体形象的一部分而给人以美感享受,它本身就一定也是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整体。用系统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艺术品大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像《清明上河图》的画幅中各个人物形象,一段精彩的故事情节,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和细节等,也都有其不可磨灭的美学价值。对这局部形象的把握照例离不开直观能力和直觉。直觉不到哪怕是细小的整体形象,就决然产生不了美感。美感只能建立在心理活动中大大小小审美意象的形成上。

正因为如此,大型作品节选式的鉴赏,文学作品寻章摘句式的鉴赏,个别细节的鉴赏也就成为可能。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讲炼字,我国古代“诗话”、“词话”中也有一个字、一句话、一种意境的鉴赏评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的评点,其中除占分量极少的总评外,大量的是对局部的评论和细节的点示。对局部形象审美的把握是整体形象审美的基础,它对提高整个艺术欣赏的能力,丰富鉴赏内容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话和评点还是一个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

第二、局部也只有把它放到艺术形象体系的总体中去时,才能显示其真正的美学价值,产生应有的心理效应。系统论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完形心理学派认为,“心理现象恰如一个动态的磁力场,任何信息一旦进入这个磁力场,就将与其它因素结合而产生新的性质。因此,整体的性质不是由部分的性质决定,而是由部分的结构的方式决定的。一个景色中的一片色彩,远不是整体中的一个成份,其价值取决于自然或艺术家提供的前后关系。”(G·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上〉,第35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阿Q那个荒诞的革命梦,孤立来看,它那生动的文字描绘,它那真实的梦境幻觉,它那奇特的菲菲之想,无不给人一个形象美的感受。但只有把它放在《阿Q正传》中,从整个时代背景以及受它决定的阿Q完整的性格中来考察,才可以看出,这场梦中蕴含着的深沉的阿Q性格的悲剧及辛亥革命的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它焕发出新的思想艺术的光辉。

也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鉴赏总是不满足于节选式的、细节的、寻章摘句式的分析和体味,而要由此扩大至整体。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评点和诗话也就不能不有其局限和不足。在使用这一方法时,也就要恰当地看待它的地位。

(三)个体感受的差异性

文学作品的鉴赏,其心理感受总是通过个体的人来实现的。人的鉴赏活动过程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过程,而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程。正因为如此,文学鉴赏的差异性也就有了以下两种特征。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性

作为形象的再创造,文学鉴赏带有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卷上)“各以其情而自得”,恰恰抓住了文学鉴赏主观性的特点,鉴赏活动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鉴赏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自己的思想见解、趣味情感来充实鉴赏的对象。同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读者中,可能产生某些不很相同、或很不相同的感受和反响;而同一读者,随着主观条件的变化,即使面对同一部作品,他的感受、体验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文学鉴赏的主观性,既表现在不同的读者之间,也表现在同一读者思想感情、生活经历的发展,以及心境情趣上。郭沫若说:“作品的内含有深有浅的不同,读者的感受性也有丰啬的差别。在富于感受性的人,主观的感受原可以为客观的权衡;而啬于感受性的人,主客便不能完全相掩。感受性的定量属于个人,在一定限量内,个人所能发展的可能性,依教养的程度而丰啬。同是一部《离骚》,在童稚时我们不曾感得甚么,然而到目前我们能称道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天才的作者。”(《艺术的评价》, 《沫若文集》第10卷,第79页)一个人从孩子发展为成人,从青年演化为老年,他在文学鉴赏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性,必然也就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一般说来。思想水平愈高,生活阅历愈多,艺术实践(包括艺术欣赏实践)愈丰富,人们的鉴赏能力也就愈强,愈能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对某些内容比较深奥、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如屈原的《离骚》,也能加以欣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6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讲的恰好就是艺术鉴赏活动中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一)要欣赏音乐,就得具有“有音乐感的耳朵”,要对于音乐有感受能力。“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音乐就不能成为它感受的对象。因此,即使是“最美的音乐”,对它“也毫无意义”。(二)对于音乐的感受能力,不是天生的,不是人的生理本能,而是一种“社会的人的感觉”,一种“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形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之中,是在社会提供的必要的条件之下,在经常地接触、感受音乐这一对象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阐明的这个道理,对于鉴赏一切种类的艺术,包括文学,都完全适用。

然而,文学鉴赏中读者的主观性与作品形象的客观性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经产生,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的意义,它的形象、它的内容和形式,不管某个读者或某些读者如何看待,都不以鉴赏者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在那里。读者在鉴赏过程中,虽然要发挥自己的想象与联想,通过自己的形象思维进行再创造,但读者的这种想象与联想,毕竟要以作品提供的艺术形象作为客观基础,他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思维所进行的创造,也必定要受到作品客观形象的制约,因而只能是一种“再”创造。一部文学作品,或作品中某一人物形象的意义如何,不是没有客观标准可言的,不是什么人可以随意武断的。这客观标准,就是作品形象的客观内涵,以及多数读者对它的反应──即作品的社会效果。一句话,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读者的主观反映毕竟要以作品的形象为根据,悲的不能视为喜,喜的不能认作悲,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只是由于读者的主观条件不同,他们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会有深与浅、全面与片面、正确与错误的分别。

2.丰富多样性与一致性。

文学鉴赏的强烈主观色彩,决定了人们鉴赏要求的多样性。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主观条件,有自己的特定的生理气质、文化修养、思想性格等等,这就必然会形成他在文学鉴赏上特有的趣味和偏爱。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 浮慧者观绮而跃心,挨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判断力批判》上卷, 189页─189页)指的就是人们的思想性格对其鉴赏要求和艺术趣味的影响。人们的性格不同,鉴赏的要求各异,没有多样性的文学鉴赏要求,就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文学鉴赏的要求,也会有发展、有变化,是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人鉴赏要求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年岁增长、修养提高等理由,而且还有不断丰富自身精神生活这个更为基本的原因。

文学鉴赏要求的多样性,是人们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于具体的读者来说,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文学鉴赏的要求。既可以喜爱壮丽的英雄史诗,又可以喜爱优美的抒情篇章;既可以为情节生动丰富的故事拍案叫绝,也可以为文辞清丽的散文所深深陶醉;……当然,文学鉴赏的多样性也表现在鉴赏结果的多样性方面,这就为文学争鸣提供了可能。高中课本上有一则短文就说明了这种现象。

比如杜甫著名的七绝《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对这里的“落花时节”怎么理解?有人联系第三句“江南好风景”,于是说杜甫又遇到李龟年的时间是春天,当时春光正好,百花早已盛开,有的已开始凋落。有人进一步联系第一、二句,认为李龟年过去是“岐王”“崔九”等王公大臣宠幸的歌手,如今流落江南,这里是说他极盛时期已过,到了他的“落花时节”了。还有人则从杜甫这方面联系,说杜甫少年在文坛崭露头角,十四、五岁就出入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但满怀抱负始终无法施展,而辗转漂泊,垂垂老矣,这“落花时节”实在是对自身不幸的感叹。又有人认为,仅从杜、李身世上着眼还不够,尽管他们都是飘零异地,景况凄凉,但唐室天下经过了安史之乱,开元时代的升平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像杜甫这样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怎会无视于此呢?所以“落花时节”还包含着对国家残破、民生凋敝的无限慨叹。还有人主张把以上几种理解合起来,说这里写杜、李穷途相逢,彼此身世之悲、国家兴亡之叹难以言喻,而只在大好春光中点出“落花”一语,更让人觉出感慨万千、无从说起的悲凉。这些理解都没有错,但深浅大不相同。其原因,显然是对语境的体会和掌握不同,对上下文中所透露的信息有的人理解的得较窄,有的人却能充分挖掘,综合驾驭。由此可见,对语境体察得越充分,阅读理解的水平越高,文学鉴赏的能力也就越强。

所以,文学鉴赏要求的多样性,体现了人们思想性格的多样性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多样性。如果不懂得文学鉴赏要求的多样性,以个别人的爱好取代广大读者多种多样的爱好,以少数人的趣味概况亿万群众千差万别的鉴赏要求,“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江淹《杂体诗序》)“会己则嗟讽,异我则诅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那就违背了文学鉴赏的规律,不能满足群众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对于人民大众的鉴赏需要来说,“甘”与“辛”,“丹”与“素”,都有不可忽略的存在价值。

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文学鉴赏的要求,这是生活早已证明了的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无数群众千差万别的鉴赏要求中,就没有什么共同性可言。鉴赏要求的共同性,一致性,同鉴赏要求的多样性相同,也是客观存在的,其主要表现有:时代的一致性,民族的一致性,以及阶级的一致性。

所谓时代的一致性,是指同一时代的人们在文学鉴赏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时代风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关系,有它所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和矛盾。对于揭示了这些问题和矛盾,或者表达了人们由这些问题和矛盾触发起来的思想感情的作品,理所当然地会受到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广大读者的注意。特别是当这类作品又具有适合于当时读者的艺术形式时,更会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鉴赏。正是这个原因,《雷电颂》等一大批现在看来类似口号式的诗歌剧作在三十年代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而当代人们却对那些注重心灵描绘的所谓美文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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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的一致性,是指同一个民族在文学鉴赏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欣赏习惯与要求。同一民族的读者,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受着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有着共同的民族语言,因而,必然会在文学鉴赏上形成某些共同的民族习惯、民族趣味。他们对于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表现了浓厚的民族情趣的文学作品,特别容易接受,特别容易理解,也特别喜爱。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共同的。这是中西方文学鉴赏趣味的差别。

所谓阶级的一致性,是指同一阶级的人们在文学鉴赏上的共同要求,它是阶级社会中文学鉴赏要求一致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同一阶级的人们,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有着明显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形成了他们共同的立场和世界观。表现在文学鉴赏上,不仅对于作品的内容,而且对于作品的形式,不同阶级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要求。一部《水浒》,封建统治者视为“教诱犯法之书”,诬蔑它“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明令禁止;而广大农民群众,却不但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并且还借用梁山英雄们“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来团结和组织自己的队伍。这都清楚地表现了文学鉴赏要求上阶级的一致性。

总之,文学鉴赏的要求既有多样性,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关系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就同一阶级的人们来说,每个读者虽有各自不同的鉴赏需要,但从总体来看,其鉴赏要求同其它阶级又明显不同,表现出某种一致性。而鉴赏要求的阶级的一致性,就体现在各个读者多种多样的鉴赏要求之中。就不同阶级的读者来说,他们在总的文学鉴赏的要求上,尽管有着重大的、原则的区别,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可否认的某些一致性。这种各个阶级之间的文学鉴赏要求的一致性,不仅有我们上面讲的时代的一致性、民族的一致性,还有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某些特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学鉴赏中的共鸣现象。

主观性与多样性启发我们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文学鉴赏课时要大胆地放手让学生各抒己见并陈述理由,应该说,凡是学生能讲出理由并用课文加以论证的任何看法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值得肯定的。

(四)共鸣

共鸣现象在文学鉴赏中是普遍存在的。当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作家通过作品的形象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强烈地打动了读者,引起了读者思想感情的回旋激荡。他们爱作者之所爱,恨作者之所恨,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胜利而欢乐,为反面人物的毁灭而称快,──或者为正面人物的失败而悲痛,为反面人物的得势而愤慨。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鉴赏中的共鸣。简单地说,文学鉴赏中的共鸣就是读者的思想感情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相通或相似。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的一段描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文学鉴赏的过程中,怎样从形象的感受进而达到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思乱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当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 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 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当林黛玉听见梨香院墙内“笛韵悠扬, 歌声婉转”时, 她只是感受到了某些音乐的美,还没有注意到戏文的内容,因而还不能算文学鉴赏。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牡丹亭》里“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些缠绵的诗名,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地吹进了黛玉耳里,触动了她的心事,引起了她的鉴赏──也就是“领略其中的趣味”。到了第三阶段,林黛玉的思想感情被“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等诗句激动得不能自已,心动神摇,如醉如痴。这时,林黛玉不仅记起了唐代崔涂(生卒年不详)的“水流花谢两无情”(《春梦》),南唐李煜(937--978)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和《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而且显然也联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遭遇,因此“心痛神驰,眼中落泪”与《牡丹亭》《西厢记》等作品表达的情思产生了共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共鸣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共鸣与一般的文学鉴赏的现象不同。一般的鉴赏,大都停留在对作品形象的感受、体验和认识;共鸣则要求更进一步,要达到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同读者的思想感情的感应与交流。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感情的感应与交流,就不能算作共鸣。

第二,共鸣表现了读者对作品或作品的某一部分的真切喜爱,但又同一般鉴赏中的喜爱有所区别。当鉴赏对象(作品)满足了鉴赏者某方面的审美需要时,就会受到鉴赏者的喜爱。这种喜爱,可以是内容方面的,也可以是形式方面的;可以侧重于思想,也可以侧重于艺术。所以,并不一定全属于共鸣的范畴。在共鸣中获得的喜爱或审美愉悦,除了比一般鉴赏活动中的喜爱更为强烈外,它还集中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由于作品表达的思想感情扣动了读者的心弦而引起的。

第三,共鸣基于作品的思想感情同读者的思想感情的相通或相近,但并不是两者完全一样。《牡丹亭·惊梦》里那几句深深打动林黛玉的曲文,原来表现的不过是年轻美丽的杜丽娘的爱情苦闷──伤春,显然没有林黛玉的感慨深广。林黛玉幼年丧母,孤苦伶仃,不能不寄住在外祖母家,事事小心,处处留意别人的脸色。她对人情世态的了解,自然远远超过了一直生活在幽闺中的杜丽娘;单以爱情的苦闷而言,她同贾宝玉之间心心相印而又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性的爱情所遭到的挫折与打击,跟杜丽娘的伤春相比,其社会内容无疑要深刻得多。

总之,共鸣是文学鉴赏中一种特殊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往往要通过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或者读者与作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共鸣来实现。假使一部作品根本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无法令人产生共鸣,那么也就难以发挥感染人、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

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常常要创设情境,激发情感,就是利用共鸣这一现象来促使学生理解、体悟作品,进而实现教学目的。

(来源:特级教师家园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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